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目前已经能与以前爆发的许多传染病相媲美了，比如大瘟疫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然而却很少有人考虑着可能是最重要的历史性疾病事件，如果没有16世纪和17世纪席卷每周的流行病，我们所知道的现代世界或许并不会存在，而恰恰是这些流行病创造了现代的世界。

在哥伦布的探险航行之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每周，他们带来了一系列病毒，比如天花、流感、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水痘等，而美洲原住民此前并未接触过这些病毒，也并没有抵御这些病毒的抵抗力，历史学家们将由此引发的流行病称之为“处女地流行病”(virgin soil epidemics)，而如今冠状病毒也已经证明了流行性疾病对易感人群的影响，同样地，这些处女地流行病也迅速席卷了美洲的原住民地区，由此使得当地社会不堪重负，很多人都病倒了。

流行病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使得本来可以抵御欧洲扩张的人们离开了，而如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美洲的人口可能要高达一个亿，在许多地区，当接触了这些疾病后的一个世纪内，大约有95%的人群发生了死亡。我们都知道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但在其它地方似乎也存在类似的社会，即使其并不是那么复杂；当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于1540年开始探索现在的美国东南部地区时，他发现当时居民生活在大城镇中，同时其能组建数千人的军队，而当英国探险家在下个世纪末进入该地区时，他们只发现了一些零散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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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历史学家对迪索托探险队记载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不过，现在考古学已经验证了其手下所带回来的许多描述，尽管这些社会与欧洲人之间直接的接触非常有限，但还是被处女地流行病所消灭了。这些流行病不仅杀死了很多人，而且还摧毁了文化和士气，大多数的美国原住民并不识字，其并没有书面语言，因此当长者同时发生死亡时，社区的许多文化和知识也就相应地消失了，这种损失引发了绝望和士气低落的循环，既破坏了美国土著人的抵抗，也为欧洲人在美洲的扩张提供了一定理由。

来自东亚的一些观察者认为，西方政府未能控制住新冠病毒，这就证明了西方民主的软弱和脆弱，同样地，在16世纪，欧洲人也将处女地流行病视为其道德和生物优越性的证明，而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打造用来控制美洲的证据。当朝圣者于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时，他们发现当地的人口已经被疾病“消灭”了，而沿着海岸线有一些被遗弃的村庄就提供了完美的定居地点，这仿佛是上帝保佑朝圣者的使命。

流行病本身会帮助殖民主义合理化，而这“毕竟是上帝的旨意”，其允许欧美人侵占土著人的土地，同时免除其任何责任，并将他们的帝国主义视为某种神圣预设的“天命”。目前我们还并不清楚冠状病毒对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影响到底有多大，但这些处女地流行病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许多早期的欧洲冒险家推测，美洲原住民会提供劳动力来耕种田地，当其开始生产诸如糖、咖啡和烟草等利润丰厚的作物时，就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得非常强烈了，由于当地人口能够利用，因此欧洲人就转向利用非洲人为其提供劳动力。

长期以来，奴隶贸易以各种形式存在，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其规模、使用方法和所提供的理由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以种族优越性概念为理由的绝对所有权—奴隶制在许多方面都是这些处女地流行病的结果。18世纪出现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人的优越感一直困扰着整个世界，但其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而发展，我们还可以考虑，如果没有美洲自然财富所带来的利润，欧洲是否会在世界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处女地流行病的存在，世界或许将会大不相同，而冠状病毒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还有待后期进一步观察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