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河北、山东、安徽等多地，针对医生和医药代表存在不正常销售关系的举报接连出现，举报内容直指“带金销售”这一医药领域“痼疾”。
为根除医药领域这一顽疾，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一面对收受贿赂、过度用药、谋取私利等行为不断加码打击力度，形成有效震慑，一面加速推进医疗体制向纵深改革，打破利益藩篱，构筑完善的监管体制。
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2020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2020年医疗行业作风建设工作专项行动方案》等相关政策，开启了对医药购销领域的不法行为的全面围剿。
被诟病的“带金销售”
带金销售，又被称为挂金销售，最初在医院为主要销售终端的处方药中运用，是利用医生的权威和用药的决定权进行产品销售的一种药品销售模式。
“带金销售”行为危害巨大，不仅加重了患者经济负担、消耗着宝贵的医保基金，还造成了药物滥用，对患者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因此，作为从事“带金销售”的医药代表们，成为社会舆论谴责和法律打击的对象。
必须指出，医药代表最初来到我国时，代表的却是业内权威、行业“金领”，并得到医院和医生的广泛认可和欢迎。
资料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在大型跨国制药企业进入中国的同时，也相继引入了医药代表制度。当时的医药代表不仅扮演了进口药物在中国市场的医学理念普及者，而且还建立学术平台来帮助医生掌握新的知识和理念，赞助并组织各领域的学术会议，为那个年代中国的医疗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大量国外的研发药过了专利保护期，国内一时间涌现出数千家药厂，纷纷加入药品仿制的行列。因仿制药剔除了高昂研发成本的束缚，而定价又和原研药相差不大，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空间。
随着大量“同名不同姓”仿制药的市场投放，在以销售为目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背景下，使得原本高层次、高学历的学术传播型医药代表加速向低门槛、低素质的销售型医药代表演变。最终，这些促使带金销售盛行的医药代表们，在追逐暴利的同时，也逐步沦为政府的打击对象。
“带量采购”对决“带金销售”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3年葛兰素史克（GSK）在中国涉嫌经济贿赂以来，带金销售成为行业“毒瘤”。
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完善治理体系，构建全链条的监管机制，进一步增加药企违法成本，才能达到根除带金销售顽疾的目的。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由11个试点地区委派代表组成的联合采购办公室在当年11月15日发布了《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其中，带量采购是指：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开展招投标或谈判议价时，要明确采购数量，让企业针对具体的药品数量报价。这种明确采购量的采购方法被称为带量采购，也是我国多年来药品采购一直争取达到的目标。
带量采购优点有三：首先，有确定的商品数量要求，买卖双方可以针对交易细节开展谈判。与以往不带量的集中采购相比，带量可以给药品企业明确的销售承诺和预期，方便企业安排生产和销售，控制成本，从而可以给出更优惠的价格，让患者获得更多收益。
其次，减少了药品购销过程中的灰色空间。此前实行的药品集中采购在招投标阶段缺乏明确的用量要求，中标并不意味着有销量，医院仍然具有自主选择权。因此企业可能要“二次公关”，医院可以“二次议价”，严重的会使中标结果形同虚设。而实施带量采购则意味着通过招投标可以直接签署购销合同，实现招采合一，因此，对消除灰色空间意义重大。
最后，有助于推动药品采购流程的完善。药品招投标中，评标专家主体是医生。在存在“二次议价”空间时，为寻求医院补偿的有效渠道，存在主观上预留价格空间以备再议的动机。消除“二次议价”空间，可以反过来规范评标专家的行为，促进评标过程的规范化。
简单地说，带量采购可以理解为大型“团购”，明确采购量，低价者中标，带量采购可以通过企业间的市场化竞价，起到以量换价的作用，降低采购药品的价格。
2019年12月10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当前药品价格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深化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制度改革，坚持“带量采购、量价挂钩、招采合一”的方向，促使药品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河北省石家庄市医疗保障局负责人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年初，我市医保局积极推进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扩面工作，在第一批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序列的基础上，又将91家基层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平台。其中，包含市属医疗机构9家，涉及采购药品23种，县（市、区）医疗机构82家，涉及采购药品24种。申报采购药品共计37.7万盒，经测算原采购金额约1083万元，实行集中带量采购后实际采购金额约为520万元，预计节约资金50%以上。不但为医疗机构节约了大量资金，也切实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改革再深入，根除“带金销售”顽疾
带量采购制度的实施，无疑有效地抑制了带金销售肆意蔓延。
为彻底根除带金销售这一医药领域的顽疾，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2020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2020年医疗行业作风建设工作专项行动方案》，《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等问题，倒逼整个医药代表行业朝着合规方向发展。
6月5日，国家卫健委、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2020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要求，对在医疗服务中索取或收受患者及其家属赠送的红包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等违规违法行为，根据严重程度给予严厉处置。同时，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利用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取医药耗材企业回扣等行为严肃查处。
7月24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了《2020年医疗行业作风建设工作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从7月开始直到年末，通过分级分类开展执业行为督导，对严重损害行业形象的医疗机构和个人及时通报曝光；严厉查处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各种形式收取回扣违规违法行为；规范诊疗行为，确保合理用药、合理用材、合理检查，坚决查处诱导医疗、过度医疗等严重违规行为，建立长效治理机制等5个重点领域展开专项行动。进一步推动“管行业必须管行风”“谁主管谁负责”的治理要求落到实处。
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文件要求各地在2020年底前建立并实施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并提出，将给予回扣等有悖诚实信用的行为纳入评价范围。要求参加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医药企业作出守信承诺。采取企业报告与平台记录相结合的方式掌握医药企业失信信息。依据法院判决或行政处罚认定的案件事实，确定失信等级，动态更新。分级采取提醒告诫、提示风险、限制或中止投标挂网、公开披露失信信息等处置措施。鼓励企业整改，采取切实措施主动修复信用。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医保局近期签署了《关于开展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案件信息交流共享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建立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定期通报制度，拓展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司法成果在医药价格和招采领域运用，共同推动全系统各层级开展信息交流共享，持续深化治理医药领域商业贿赂协同合作。
诚如一位乡镇医院院长所说的那样：“带金销售如能够真正意义上取消，肯定对药品的阳光采购程序、同类同质以最低药价销售有积极作用。如果临床终端销售真正能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做为医生就不会再开大处方，也不会有意识地推荐目录外药品，从而降低治疗成本，确保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节约医保资金的支出。”
可以预期，随着医药领域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必将形成对收受贿赂、过度用药、谋取私利等违法行为的有力震慑，从而破除带金销售这一痼疾，力促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