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映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并在社会系统中形成制度化表达。党的中医药政策为中医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很值得总结的一点，是指引中医药政策的党的先进文化理念。

百年前的文化变局与困境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根本改变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出于对思想文化领域沉闷守旧局面的不满，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认为“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主张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一些知识分子起而反对，伧父（杜亚泉）指出，现代人心迷乱，要加以解决，“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辜鸿铭更提出要尊王﹑尊孔，宣称“至醇至圣之孔子当有支配全世界之时”。中西文化论战甚为炽烈。由于思想文化的路向彷徨不定，就无法指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加上民国前期的几次复辟，加深了人们对重走旧路的担忧，因而当时的国家制度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政策，大都以西方为蓝本。

在医学领域亦然。晚清时期，中西医之间存在比较与论争，“汇通”是得到广泛认同的提法。这意味着两种医学都应得到发展。但是民国时期的行政制度却采取了排斥中医的做法。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组织人员翻译了英、美、德、法、俄、日等各国学制，最后决定主要效法日本学制，其后公布的教育学制中，医学方面只有西医而无中医，中医界群起抗议，但无济于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着手建设卫生行政系统时，则发生了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旧医案”的事件。这些政策的出台，显然与当时的制度建设一味师法西方有关。西方制度中没有传统医药的位置，中国也不应出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甚至以“有关国际体面”为理由，阻止出台《国医条例》。中医界对此愤怒地指出：“中国积弱已非一日，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

文化路向决定着国家路向。没有先进的文化指引，对民族文化失去自信，就会陷入盲目附庸的困境。虽然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比起封建社会来说是进步的，但全盘照搬显然是不适宜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引领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影响思想文化论争的新思想。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中西文化形成了比较客观的态度，对西方科学与卫生都有一定的思考。例如李大钊分析东西方的健康理念特点说：“东人讲卫生，则在斗室静坐；西人讲体育，则在旷野运动。东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他提出两者要“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

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文化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医的平等合作始终是党和国家中医药政策的核心内容，体现为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的具体方针。这并不仅仅是革命战争时期有关做法的延续，更源于毛泽东从科学文化的高度对中西医形成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医药政策中的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医药政策一直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中医药大会作出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则是中医药政策方针在新层次上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