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全力抗击疫情。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古老的中医焕发着新的生命力，成为抗疫的利器，为守好人民群众的健康之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此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超过90%。中医药能够有效缓解症状，能够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能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能够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7版）》中，将新冠肺炎归属于中医“疫病”范畴。根据明朝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在《瘟疫论·原序》所述：“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从历史上来看，中医药在防疫、治疫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优势。东汉建安年间，疫病流行，张仲景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明代吴又可经历了瘟疫，写成了《温疫论》。还有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将中医抗击疫病的经验不断总结创新，产生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

现在，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虽然更为明晰，但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中医经验仍是抗疫“利器”。在中医分析病因、病机的基础上，源自《伤寒杂病论》古方的“清肺排毒汤”等经典方剂被广泛用于临床一线救治。在西药没有特效药，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时期，中医药很好地给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西治疗方案差异 凸显文化特性

人类的文明史，既是一部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病毒做斗争的历史。在对待病毒的态度上，中医与西医存在很大差异。

西医有明确的针对性，主要目标是准确地把病毒找出来，然后把它杀死。无数事实证明，每一次泛滥的病毒不仅从来没有被消灭，反而却是越演越激烈。实际上，病毒从来没有被战胜过，都是自己随着季节和气候变换自觉退出舞台的。

“中医和西医相反，对付病毒的方法不是消灭，而是化解它。”

所谓化解，就是把病毒结构和功能，以及内部的微观机理改变，使它由危害人类健康，转化为有利人类健康。正如中医防治新冠肺炎或其他流行病时，它通常不直接针对病原微生物，而是把人和微生物都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重的是人和病毒如何去和解，讲究治病求本，而不是一味地去“杀死”，只看疾病本身，避免了本末倒置。

中医通过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方法，调动和调节自身的正气，强调扶正以驱邪，不会一味去杀死病毒，而是通过恢复人的免疫力，把病毒清出去，最终达到平衡状态。

从中医到中国文化 蕴含5000年超凡智慧

从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到东汉的华佗最早发明用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从中医针灸疗法到东汉时期张仲景创立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中医药不仅记录着华夏儿女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悠久历史和宝贵经验，也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国文化精髓，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医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影响”

它全面吸收了东方文化中道家、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精髓并予以融会贯通，方形成了医道，并由此影响了其它思想和文化。而医道之集大成者正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不仅在形而上的高度与佛经、《道德经》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从形而下的角度对病因、病理和养生、治病做了具体、通透的论证。它不仅关注果，而且更关注因，不仅关注人的身体和疾病，而且全方位关注天地人的和谐。所以，自古以来《黄帝内经》就是人们关爱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东方智慧，也是人们疗治疾病与瘟疫的秘典。 

遗憾的是，由于西方科学理念和文化思想的传入，尤其是西医的传入，对中国的中医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一部分人用“科学不科学”的标杆来衡量和评价中医，于是便有了“废止中医”、“废医存药”、“中医科学化”等口号和主张，使中医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现在很多人不太了解中医，乃至不太接受中医，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存在模糊、片面的理解，有些人甚至根本看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令人痛心。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说，“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传统文化古老门派“自然禅”的传人——翟山鹰老师，一直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在翟山鹰老师商业弟子预选群中行法布施，通过数十年的国学学习经验，总结出一套普通人易学且有效的系统性方法，以凝聚中国文化精髓的重塑人生六法：建立信仰、遵守道德、增加智慧、平和心性、健康身体、掌控财富为核心要素，从而帮助大家把一生活到最有价值的极限，实现更完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