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管制范围内的300多种外企原创药中，80%的价格确实高于韩国、香港、台湾，但70%低于欧美和日本。”针对最近内地有些药价比香港贵的热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7日在“2013北大卫生经济论坛”上如是表示。
内地进口药贵过香港，早已不是新闻。前不久调查报道，多种外资专利药在香港和内地存在不小的差价，比如，同样规格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内地卖24500元，而香港药房最低报价约合人民币14800元，相差上万元。仅一江之隔，药价悬殊至此，不独患者，恐怕绝大多数内地人都惊呆了。
内地进口药为何贵过香港？郭剑英给出了答案，“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多，加上这些药价自然会高。”作为发改委价格司官员，郭剑英的判断应该颇权威和准确。既然把准了脉，能否开准药方，使虚高药价降下来？
应该说，关税和增值税并不容易降，那么借鉴香港经验，能不能剪除15%的医院加价和降低高达20%的流转费用？众所周知，医院加价15%完全属于“合法伤害权”，换言之，这是被允许的。比如，2006年，发改委和财政部、卫生部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全面调整政府定价范围内的药品价格，并将县及县以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实际加价率严格控制在15%以内”。药品加价15%早已是公立医院奉行的明规则，但颇受公众诟病，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取消医院在药品采购价基础上加价15%销售的政策。如果取消了这部分加价，患者就会被少宰一刀。
还可以压缩的就是流通成本。任何商品流通都有流通成本，药品自然不例外，但有的流通成本高得不正常，因为里面注入了太多的腐败。一项调查显示，灰色支出占最终药价20%是业内平均值。日前，媒体披露，葛兰素史克中国成立了大客户团队，向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和部分二甲医院的主管副院长、药剂科主任大肆行贿，每年的公关费达上千万元。这上千万元的公关费必然算入药价成本，羊毛出在羊身上，患者最终承担了虚高药价。
难道在香港，药品就不需要流通，成本就不高？答案是，需要流通，但流通成本不高。原因在于，“药厂到患者之间极其精简的销售链，没有中间盘剥。而且政府管理的医院，由医管局采购药品，不能有佣金，公立医院用药费用由政府负担，药品都是原价销售。”由此可看出，流通环节精简，而且医院不加价，是香港药价较低的重要因素。那么，在香港，药品企业就不公关、不需要打点吗？由《人民日报》的调查可知，在香港，药厂也会通过一些方式影响医生。比如，药厂出钱办研讨会，或者请医生出国参观药厂，交通费、食宿费都由药厂负责，“但是，活动必须跟业务有关系，如果是顺道旅游所产生的费用，比如景点入场费等，医生就要自己出钱。”收受回佣要负刑事责任，一经廉政公署查实，医生的声誉和前程就会毁掉。严格的制度设计，保证医生有操守，这也是值得内地思考的地方。
内地进口药贵过香港，原因不难诊断，难的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谁来下药？当然是职能部门。身为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看到了病灶，相信除了他，还有更多的官员都看到了病灶。他们掌握着决策权，那能否在挤干药价虚高上多一些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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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在挤药价里的“水分”，从集中采购到取消加成、禁止二次议价，政府部门可谓新招频发，但收效甚微。
据了解，我国最高零售限价一般3年左右调整一次，地方招标采购一般2年左右一次。2000年至今，医保目录三次调整，药品零售价格相应进行了三轮限价。期间各地开展了多轮招标采购，少的有三四轮，多的地方六七轮。
但政府限价的职能却有限。
郭剑英表示，政府的限价主要依据市场实际价格，而市场实际价格是药品上市后由企业与医院交易中形成的，若无法改变购销各环节价格利益链格局（将厂商、各级代理商、医保部门、物价部门、药品招标采购部门、医院（医生）均系于同一利益链条之中），降低药价无法必然带来费用降低。
政府限价目的是“限高防涨”，为招标划出一个范围。政府组织招标初衷是利用市场机制形成具体价格。现在问题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招标没有“量价挂钩”，必然演变为二次行政限价（把通用名的限价转化为各个具体企业的限价）。
而其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郭剑英认为是当下医院缺乏采购主动权和降价控制费积极性。在医药养医体制下，对公立医院而言药品是收入不是成本，加之公立医院缺乏竞争，采购药品有政府招标控制，因此，医院有获取收入的动力与压力，没有控制价格和费用的动力与压力。
从各国实践经验看，若医保体系全面建立后，药价高低对患者影响逐步减弱。药价是医保、企业、医院（药店）等各方博弈的结果。特别是在科学设计支付方式条件下，可以使医院作为药品采购和使用方，其有控制费用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医院与药品企业在市场中是独立法人和地位平等的主体，医院之间、企业之间存在竞争，药品价格可以通过市场合理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