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德国是唯一的以医保为主的国家中对数字疗法进行医保报销的。数字疗法APP在德国首先要通过德国联邦药品及医疗器械管理局——BfArM （Bundesinstitut für Arzneimittel undMedizinprodukte）的批准才可上市，上市之后12个月才可以申请纳入医保。

　　相比于美国，德国的数字疗法纳入医保是极为宽松的。根据《数字供给法案》（DigitalSupply Act，DVG），医保可将数字疗法纳入报销，但并不会审核数字疗法的有效性，这给数字疗法公司带来了极大的利好。而美国医保和商保都在要有明确的有效性证据才可能纳入报销，并不是FDA批准就直接纳入。

　　BfArM从2020年9月开始批准第一款DiGA（数字疗法APP）进入医保，截至2021年9月，共有20款左右产品被纳入医保报销，其中主要以心理和药物酒精成瘾治疗为主，间或有耳鸣或癌症治疗产品。从德国数字疗法市场来看，其产品推出时间与美国类似，大都在2017年左右就开始上架，但经过3年左右的时间，其发展仍较为缓慢。从使用量来看，即使纳入医保之后，德国的数字疗法产品并未出现爆发式增长。

　　以治疗耳鸣的产品Kalmeda为例，在获得医保报销之后，其在2020年四季度的下载量为2900次，而2020年前三季度为2500次。而治疗焦虑症的产品Invirto在进入医保后的每月下载量从200次上升到400次左右。从表面上来看，虽然下载量获得了2-4倍的增长，但考虑到下载量与实际支付仍存在着一定的转化率，实际付费用户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德国的数字疗法产品定价远低于美国，Kalmeda一个疗程3个月的价格为29.97欧元，即使月均处方量上升到1万次，年收入也才360万欧元不到。而Invirto的全年价格为428.4欧元，大概只有美国同类产品的1/6-1/8，而且下载量明显要低于低价的Kalmeda。以上都是自费价格，进入医保的价格可能会降低，实际收入会进一步降低。

　　来自医保的数据也证明了实际数字医疗的处方量很少。疾病基金vdek表示，截至2021年1月底只有几百个处方开具出来，而TK则以在数字医疗领域报销较为激进知名，其在2021年上半年也只报销了1000张数字医疗处方。所有德国数字疗法公司都对自己公司的销售量秘而不宣，市场也无法得知数字疗法在德国的真实发展情况。正如数字健康患者（P4D） 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Mina Luetkens所说：“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引入数字疗法的国家，全世界都在关注德国。国家、投资者和厂商已经投入了很多，要承认没有立竿见影的成功是很困难的。”

　　德国的问题说明了数字疗法的两个难点：任何一家公司依靠单款产品都很难上量，医保为主的支付方不可能像企业和商保那样给数字疗法带来快速规模化。

　　首先，从美国市场来看，依靠处方来推动数字疗法没有成功先例，Pear在四年内三款产品相加才共开具了2万张处方。德国也是如此，由于每个疾病种类都非常有限，要进入医保又不能像商保那样要高价，单个产品的收入规模是非常有限的，遑论现在单个产品的销售都很困难。

　　其次，医保虽然覆盖全民，但个人处方行为是取决于医生，医生的行为则是根据数字疗法对治疗的价值来确定的，这就需要数字疗法公司都配备类似Welldoc那样的地推团队。但地推动成本非常高昂，如果产品本身的价格又不高，用户规模有限，这样的投入不仅带来亏损，也无法带来增长。

　　根据德国数字协会 Bitkom 和医学协会 Hartmannbund 在 2020 年 11 月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德国医生愿意为数字疗法开出处方。即使部分医生对数字医疗感兴趣，但考虑到数字疗法的低性价比，他们认为与其一个季度投入300-400欧元在数字疗法，不如让病人去康复中心，可以获得远胜于数字疗法的疗效。

　　因此，从德国数字疗法市场来看，以单一症状为核心的处方类数字疗法没有真正规模化的可能性，甚至连药企那样爆款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这是因为企业虽然可以同时押注多款产品，但由于产品线不同，其对于地推团队的扩充就会急剧膨胀。但医保对数字疗法产品的报销费用不高，如果用户使用规模没有出现上升，营收规模的上升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数字疗法的挑战不仅是支付方是否覆盖，从德国的市场实践来看，即使数字疗法能被医保覆盖也无法推动其自身的规模化，更谈不上商业化的可能性。而且，德国医保的广覆盖能力相适应的是其强筹资能力，其医保筹资是个人工资的15%（企业和个人各7.5%），中国医保的筹资无法达到这一水准，自然也就很难做到广覆盖，对数字疗法的纳入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也无法推动数字疗法在中国的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