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决定一个医生是否用某一种药，受多重因素影响。比如说一些独家的药，效果也比较好的，或某种情况下只能用这种药，那就没有别的选择。如果说是同品种，只是不同规格，那各个医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药商和一些领导的关系也至关重要。”

这位麻醉科医生说，“医生的收入和医院的收入，实际上都是相对偏低”，与之相比，药品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寻租自然就发生了。而由于刚才提到监管上的局限，行贿案发后药企可以“断臂求生”，于是对“合规”缺乏足够的动力。

一位已离职的医药代表说，“国内药企的合规会比外资药企要松很多”，最早的时候，包现金、直接给医生打电话费，后来改为讲课费，药企也不查员工到底有没有真的邀请医生去讲课，只要报上来说医生参会了，去讲课了，就把讲课费打给他。

承受着更高监管压力的外企，则要严格很多，“比如说请吃饭这件事，一开始随便给钱，把发票拿回公司就行。后来，要求请客户吃饭的时候要刷信用卡，再严格一点的公司，会要求刷公司发下来的商业信用卡。再往后，不只是吃饭要发票，还要填报表，菜单里点了什么样的菜，多少个人吃，合规部门要检查的，甚至菜品要给照片，证明你这个单不会造假”。

再比如讲课费，“要签到表，你说有10个医生参会了，这10个医生都是什么样的名字，每个人都要在这个表上签个到。还要有照片，怎么证明真的讲课了？你要把现场的照片给我留存下来”。

这位药代回忆：“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是比较松的，经历了一步步变严，现在可能更严了。”

随着监管的加强，中国药企对员工的管理也在逐步严格。而恒瑞的公告中也说：“也反映出公司管理方面存在漏洞”。“今后，公司将吸取教训，加强对子公司的合规管理，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不过，再严格的监管，也有对策。刚才那位医药代表举例“例如临床试验，医生是课题组主管人或参与者，入组1个患者，就能拿到几千块钱，至于入组30个还是300个患者，都是提前协商好的”，而这个过程名义上都是正常的，是给第三方公司的成本。

所以，在更有效的监管之外，改变孕育回扣的土壤也很重要。刚才那位麻醉科医生说，医生成长是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花那么长时间来进行成长了之后，如果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很难，医生要么改行，要么会想其他办法。

“国家的想法是把药品和器械这一块价格都降下去，同时再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目前，“医生收入结构发生了改变。阳光收入上涨了一部分，比例不大，灰色收入肯定是降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