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元宵节，早上起来收到三条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家人发来的祝福；第二条是外地一位朋友分享一个买菜APP，我和这位朋友半年没见了，期待8月见到她；第三条消息是一位同事去世，他65岁，刚退休几年，他们两口子这次都因为这个病毒走了，留下一个女儿。

这个元宵节，有三“组”人马陪我们过节，分别是：

1月25日决定派出的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任务是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2月1日派出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组，任务是指导、督促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2月7日宣布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组，任务是全面调查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

三个消息三组人，三三。忽然想到，这好像是沈从文的某部小说，他还管太太张兆和叫“三三”。

还有个“san”，是福山，武汉话不分卷舌、平舌，“山”“三”是一个音。福山辗转看到了方舱里武汉人捧读《政治秩序的起源》那张照片，于是发表评论说：“他的淡定与医院的熙攘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文明的力量。”

现在我们急需“文明的力量”，最紧迫的，就是克制病毒的科技文明力量。如果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其他矛盾都可以缓解。

根据比较可靠的消息来源，现在是中医药和瑞德西韦赛跑，国家正在“两条腿走路”。

中医药，看上去完全不“科学”。说得难听一点吧，一般受过理工科高等教育的人，是不大会建议自己的亲戚朋友去看中医的，如果是在“认真治疗”阶段，就肯定不会；通常是病人到了晚期、没办法的时候，为了省钱，或者“死马当活马医”，才会推荐他们用中医药。

可是，不“科学”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或者说，有些事情，还不能用现阶段的科学认知来解释——

目前治愈出院的人，很大一部分是用中医药治好的。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月6日24时，累计治愈出院1540例，卫健委专门组织专家对其中500多个出院患者进行了总结分析，结果如何呢？原话是这样说的：

“对治疗方法的总结当中，我们发现一些抗病毒的治疗方式，包括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特别是中医药的使用，都有很好的效果。”

让不信中医药的人去推广中医药，而且是在说不清原理的情况下去推广，真是太难了、太违心了，而且可能还涉及门户之见、山头之争、利益冲突。

但是形势比人强啊，因为中医药确实有效，所以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明确要求“2月3日前，确保所有患者服用中药”。据了解，钟南山的团队正在努力，一面提出几个中药配方，一面想要搞清背后原理。

“另一条腿”当然就是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瑞德西韦了，如果瑞德西韦走完了流程，效果明显、副作用不大，那就太好了，关键是，符合主流的“科学认知”。

说起来，中医药抗击疫情，从卫生部年代就一直是怀疑的。1954年，石家庄流行乙脑，当时乙脑死亡率30-50%。当地名医郭可明用中医方法治疗，治好了34例病人，100%成功，引起极大瞩目和争议，卫生部前后派了3拨专家组前往调查，重点查“这些人是不是得了乙脑”。

经过否定再否定的斗争，卫生部最后确认了石家庄案例的真实，确认中医药治疗乙脑有效。但是次年北京流行乙脑，套用石家庄方案又不甚成功，被认为是没有“辨症施治”，需要“同病异治”。这就是中医药的麻烦之处。

中医治疗乙脑的一些原则，与西医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西医主张在高热的时候就用冰袋冷敷，痉挛的时候用镇静药，中医则坚决反对。西医认为补充病员营养，可以增强对病毒的抵抗力，中医对输水输盐虽不大反对，但坚决反对给荤腥食物，认为这会助热资毒。他们认为，在数日内不给病人输营养而用养阴药支持，病人即有足够的抵杭力。

对于中医治疗的主药石膏，西医也是难以理解。一个医师说：“中药石青的化学成分是硫酸钙，我们知道它只能做石膏床石膏绷带，并没有治疗疾病的功能，今天竟然能有治疗乙脑之类的道理，我怎么也想不通！脑炎到四十度的高热，中医不主张用冰袋冷敷，我怎么也想不通！”

毛泽东接见郭可明

1955年夏，在邮电部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患乙型脑炎，经4个月的治疗，病情仍很严重，生命垂危。卫生部命郭可明赶往北京进行抢救，1956年1月6日经郭可明用中药治疗，7天过后，病人神志苏醒，转危为安。郭可明因此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6年3月5日下午7时，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了郭可明。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郭可明大夫，流行性乙型脑炎专家，苏联专家的乙脑就是郭大夫治好的。”毛泽东握着郭可明的手说：了不起呵！

这都是历史，历史太复杂了！在动荡不定的日子，多读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毫无疑问，这个新年，这个有3个“中央组”陪我们一起过的特殊元宵节，都将进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