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地认真落实中央“坚持中西医结合”抗击疫情的决策部署，构建统一领导、协同工作、联合值班、全员会诊等机制，充分发挥西医“对症治疗”“生命支持”等优势和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等优势，取得良好疗效，一批包括重症在内的患者陆续痊愈出院，鼓舞了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信心。
◆那么，中医药是如何全程参与抗疫工作的？中西医究竟是如何优势互补、协同工作的？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抗疫一线中的作用？中医药如何帮助各地平稳渡过复工期……近日，记者就上述问题，分赴北京、湖北、甘肃、宁夏、河北、山西、广西、浙江、河南、辽宁、云南、天津、安徽、广东、陕西等15个省区市抗疫一线进行深入采访。
2月21日，陕西中医医疗队队员在出发仪式上。 当日，陕西省第二批中医医疗队共35名医护人员启程前往湖北，医疗队队员分别来自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4家三甲中医医院。 记者 张博文 摄
看到患者出院，
增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信心
截至2月25日9时，全国新冠肺炎累计治愈出院25078例，连日来持续增长。不少地区治愈病例都采取了中西医结合疗法，武汉实现了确诊、疑似及观察中医药全覆盖，使人们看到了中西医结合治愈新冠肺炎的希望。
——越来越多患者出院，说明新冠肺炎可以治愈。近期，武汉不断传来中西医结合治愈新冠肺炎患者的消息。2月3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首批以中西医结合方式治愈的8名患者出院；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一天之内23名患者出院；14日，湖北省中医院已累计有64名患者出院；22日，湖北省中医院已累计治愈出院158例……
“武汉地区的临床案例显示，中西医结合在治疗新冠肺炎中具有确切疗效。”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张伯礼表示，他领导的团队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组的34例新冠肺炎病例和西医治疗组的18例病例进行了临床数据比对，在各项检查指标衡量下，总体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从临床治愈率（变好）看，中西医结合为94%、单纯西药为61%；从普通转重率（变差）看，中西医结合为6%，单纯西药达到33%。
中医呼吸急症专家、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病人出院就意味着临床治愈，证明中医手段加上西医支持治疗可以治愈新冠肺炎。在还没有找到杀死病毒的确切药物的情况下，运用中医治疗疫病的理论体系，以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案方法，在临床实践中证明了有效性，能够治愈新冠肺炎。
此次疫情防控中，甘肃、宁夏确诊患者的治愈率均超过40%，居全国前列。甘肃卫健委原主任刘维忠认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
——患者病症明显缓解，表明中西医结合疗效良好。保定市是河北省治愈出院人数最多的地级市之一。保定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中医组组长牛建海说，自保定市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以来，他便参与到救治中。通过半个多月的临床治疗经历，医生和患者都体会到中医药在调节人体平衡、提高抗病能力、改善症状、缩短病程等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某是广西首例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后即接受了对症、抗病毒及中药治疗。负责治疗的梧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肺病科副主任李剑鹏说：“我们治愈的最大经验是第一时间进行中西医协同作战。”广西卫健委主任廖品琥表示，有关专家对已经出院的患者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中西医协同治疗，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
正在湖北抗疫一线的广东省中医院医生王军飞、辽宁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赵克明、云南省中医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祁向荣等人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均表示，从一线救治情况看，中医药如能越早介入治疗，与西医配合得当的话，将发挥出最佳效果。“看到患者转安或出院，大大增强了我们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该病的信心。”
——部分重症病人病情减轻痊愈，证明中西医结合可以控制疫情发展。温州一度是全国除湖北外确诊病人最多的地级市。温州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杨军介绍，该院全部病人都使用了中西医结合疗法。“我院有两个上了呼吸机的重症病人，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个已经出院，一个已经转为轻症。”
“新冠肺炎病情进展很快，发病后一天一个样，但用了中药后，病情就稳住了，或者逐渐转好。”杭州市西溪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喻建华说，目前杭州98%的确诊患者服用了中药汤剂，没有一例轻症往重症发展，有多例重症向轻症过渡。例如，一位63岁的女性重症患者，肺部炎症严重，抗病毒药和中药一起用，从入院到出院仅8天，“没有中西医结合不会这么快。”
抗击疫情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深化空间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2000多年里，中国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正是中医药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在抗击乙脑、鼠疫、非典、甲流等传染性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多位抗疫一线临床医生认为，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国家高度重视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和实践机会。
——西医、中医治疗本质上是殊途同归。治疗新冠肺炎，西医是从微观入手，从分子水平直接干涉人体的生理和代谢，治疗方式注重药物开发，诊断方式注重数据和指标。中医则是从宏观入手，从环境因素分析发病原因，结合个人体征进行辨证治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中医名家会商认为，新冠肺炎发于武汉，去年冬季以来阴雨连绵，脾虚极而不能运化水湿，湿毒因脾郁肺，气机失调，形成了目前的疫情。
贾六金、王晞星、张静生等多位著名中医表示，传染性疾病属于中医“疫病”的范畴。中医防治传染病，并不为病毒所困扰，而是着眼于病因与机体的相关作用，讲究辨证施治，通过中药缓解病人的临床症状，调动患者自身的免疫力，实现治愈。多位临床医生告诉记者，此次新冠肺炎，西医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最终依靠患者免疫力痊愈。在这一点上，西医和中医其实是殊途同归。
——中医药治疗应“全程参与，越早越好”。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唐农说，中医、西医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效果要胜于单纯的西医治疗，特别是中医药越早参与效果越好，这一点实践已经证明。中医对西医治疗新冠肺炎有时也起到了很好的补偏救弊的作用。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朱明军说，中医药主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对普通群众，中医药可以增强抵抗力，减少感染机会；对疑似病例，能够帮助自愈；对轻症病人，能够有效减轻发热、咳嗽等症状；对重症病人能够减少向危重症发展的概率，降低死亡率；对康复期的病人，中医药治疗对改善肺功能有一定帮助。
——中西医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曲妮妮表示，目前西医的支持治疗比非典时期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对危重患者的生命支持与脏器保护，为患者自身修复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应在治疗全过程大力应用中医技术与方药。非典后期，我们就是采取中西医结合，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并有效缓解了后遗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隔离病区执行主任李彬参与救治大量新冠肺炎患者。他说，西医使用克力芝、阿比多尔等抗病毒药，副作用很大，病人吃不下饭甚至腹泻。这时，中医就会用一些健脾去湿的药来保护肠胃。在疫病中晚期，病人机体消耗大，西医检查常发现病人免疫细胞下降非常明显。这时中医会给与大剂量益气扶正的药，如人参、黄芪等，恢复免疫功能疗效显著。此外，西医激素治疗容易导致肺纤维化，中医会使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如丝瓜络、皂角刺，提高患者愈后的生存质量。
——西医、中医不能互相取代。张伯礼说：“中医和西医两者各有各的优势，优势可以互补，不能互相取代，在这次疫情中也显示出了这一特点。如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治疗等是重要的支撑措施，中医则注重改善症状，调节体质状态，共同治愈新冠肺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张炜说，此次中医积极参与，对西医进行了补充和帮助，减少了并发症，副作用小，费用低。
中西医结合力度大，经验值得总结
记者采访了解到，与非典时期中医药后期介入不同，此次新冠肺炎防治工作，中医药是第一时间参与，中西医结合的力度之大、范围之深多年未有，开创了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染病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医药国情调研组负责人陈其广认为，此次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为今后战胜各类重大传染性疫病积累了经验。
——中央对“坚持中西医结合”第一时间做出部署。1月25日，党中央做出“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重要部署，为全国抗击新冠疫情指明了方向。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从第3版开始推出并不断更新中医药治疗方案。在全国医疗系统支援湖北行动中，中医药系统共派出3100多名医务人员，组建5批700多人国家中医医疗队，在武汉多家医院探索中医主导的诊疗模式。
——各地均将中西医结合纳入抗疫工作机制。各省区市都成立了有中西医参与的省级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医药救治专家组，河南省建立了中西医协同诊疗机制，在救治工作中坚持“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部署、统一督导”。山西建立了中西医联动机制，及时派专家赴一线巡诊会诊，中医全部进驻定点医院。河北对于所有疑似和确诊病例，实行中西医“全员会诊”“一人一案”。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表示，目前湖北省中医药参与救治率已达到75%，全国其他地区达到90%以上。
——迅速推出能对症起效、遏制疫情的中药方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说，新冠肺炎发病迅猛、病情急迫、控制疫情一定要有一个速效药方。为此，他们从《伤寒杂病论》经典方剂中优化组合形成“清肺排毒汤”，在10个省份推广，临床有效率达到95%，湖北武汉、黄冈也已开始使用。各地在“一人一辨证，一人一汤药”基础上，也推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普适型中药方剂。如广东推出“肺炎1号方”，已在全省30家定点救治医院使用。
中西医结合须防问题苗头，
中医药大有可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让“喊了多年”的中西医结合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进一步用实践证明了其良好疗效。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调研时发现，在以西医为主的医疗格局下，中医药还有很大作为空间；而中医药也有待加强临床科研，用现代科学方法来阐释自身的有效性。记者采访到的一线医疗工作者、专家和患者均认为，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应进一步加大中西医结合、防治并重的力度。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当前中西医结合的良好态势下，仍有一些苗头和问题值得关注：
——在部分西医院以及急危重症等领域，中医药还有很大作为空间。79岁仍坚持在诊疗一线的全国名中医张静生说，据他了解，有的医院还没有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特别是现在的急危重症病人，中医难以插上手。其实中医对付危重病也是很有办法的。从中医来说，如果是“内闭外脱”，用生脉饮、安宫丸就很好用；如果是“阴厥阳脱”，则可以用人参、茯芷等益气温阳的药物。“在非典时，广州也治疗过这样的病人，把中药从胃管打下去，血压就升上来了。”
——中医药诊疗遇到病患难见、科研不够等问题。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唐农说，各地定点医院大多是西医院，中医参与对新冠肺炎病人救治，很多依靠远程诊疗和视频资料，应创造条件让中医直接面对病人，通过望闻问切，现场收集症状。温州市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杨军说，当前中医师在临床上遇到一些困难，如需戴手套搭脉、带护目镜观察舌苔，可能导致诊断不准。
中医药疗效是否必须靠“小白鼠”点头，一直争论比较大。很多专家认为，中医药要赢得更多认可，需要借助现代科学方法，采取随机、双盲、安慰剂等方法，加强数据统计和病例分析。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多家单位已在武汉启动了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科研项目，目的就是要通过科研思维促进临床救治，及时调整完善方案。
——有地方不按中医规律办事，全盘照搬国家方案。多位一线中医医生反映，因湖北正在严厉问责疫情防控不力等问题，一些地方对中医防治产生了教条盲从、不按规律办事的现象。一名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说，地方有些干部对国家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不是作为参考，而是全盘照搬，甚至说“必须严格按照方案来，千万不要自我发挥，只要照着方案做，出了问题咱也不怕”。这明显不符合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辨证施治的中医规律。
——医疗界“中西医优势之争”时有发生。在医疗界内部，极力贬低中医的声音有之，神化中医的声音亦有之，甚至有人提出中西医各自收治病人。多位中西医专家表示，医者初心是治病救人，适合中医的疾患中医上，适合西医的病症西医上，无所谓长短，更没必要争个高低，大疫当前，没有中西医之分，只有“有效”与“无效”的区别。刘清泉说，中西医不是打擂台，而是互相配合。须坚持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不可过分夸大某一方作用。
继续完善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治工作机制
从前一阶段中西医结合成效和问题出发，受访专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完善中西医结合的工作机制。推广部分省份的有效做法，继续完善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治的工作机制。如优化中西医联动机制，及时派专家赴一线巡诊会诊；建立健全定点医院中西医会诊制度；确保每家定点医院都有1名以上中医进驻。可加强总结，对中西医结合的切入时机、合作方式、管理模式、临床方案等进行优化，为应对未来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准备。
二是对重点疫区“特事特办”，处理好重要“通用方”的应用。有专家指出，“一人一辨证，一人一汤药”是中医最理想的用药模式，但湖北特别是武汉疫情重、发病人数多、抗疫时间长、防护要求高，靠中医一个个把脉开方不现实。特殊时期，先让每个病人吃上中药，需要“特事特办”。还有专家建议，鉴于“清肺排毒汤”在10个省份取得良好疗效，建议尽快在全国特别是湖北加大临床应用的力度。
三是既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辨证治疗，也要注意总结提升、加快新药审批。多位一线医疗工作者认为，国家发布中医诊疗指南，各地面临治疗方案标准化问题，但若固守标准化，就背离了中医个性化诊疗原则。要鼓励各地根据病情、气候、患者体质等，参照全国方案进行适当调整、辨证施治。
一些专家建议，主管部门启动应急模式，主动收集各地中医救治用药情况，迅速总结切实有效的药方进行临床试验，一经证实，立刻推广；已按新药审批要求做完三期临床试验的相关中成药产品，可加快推进审批上市。
四是调动全国中医力量参与一线救治和远程会诊。实践证明，派到临床一线的中医师，要有丰富诊疗经验，特别是对危重症病人需辨证施治，才有疗效。建议从全国抽调一批名中医支援湖北，或参与远程会诊。
五是鼓励各地推出符合地方实际的中药“预防方”，为平稳渡过复工期做好准备。随着各地复工、复学的临近，建议鼓励各省份及时推出符合本地情况的中医“预防方”，通过机关单位、工厂社区、超市药店等平价推广，增强普通民众特别是病患、老人、儿童等易感人群的抵抗力。
本文作者：李斌、侠克、梁晓飞、马晓媛、岳冉冉、何伟、翟濯、王莹、石庆伟、白明山、张文静、廖君、侯文坤、张建新、栗雅婷、王井怀、黄筱、俞菀、张亮、徐海涛、荆淮侨、蔺娟、薛凯等
本文来源：经济参考报
胡镜清：将中医药纳入公共突发事件救治体系
从17年前的SARS到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医医学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方面的疗效明显，得到了各方认可。尤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中医全程、深度介入治疗，为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参与各类重大疫情防治，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功的效果。就此，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胡镜清日前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他认为，我国历史上中医药在重大疫情救治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当今疫情防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他建议，应从制度建设上将中医药纳入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
↑图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胡镜清。
我国中医药抗疫历史悠久
胡镜清说，中医药抗疫一直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篇章，对保证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不可没。“相比历史上西方疫病爆发经常导致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人口损失，数千年来我国人口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一直到清代人口大幅增长。”
他介绍，自西汉一直到明代，我国人口数基本上在46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到了清代，虽然从现存的文字记载看，这一时期瘟疫流行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时期，但此时中医温病学已经诞生，并在大江南北盛行，清代人口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至乾隆年间人口已超过2亿人。
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就有了疫情的文字记载。据《中国疫病史鉴》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元明清时期，疫病的流行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元朝（1271～1368年）疫病流行年份多达30余年，明朝（1368～1644年）跃至118年，清朝（1644～1911年）高至134年。
“据此推算，明清两代几乎有一半的年份都有疫病流行。其时不但疫病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疫病的传播面越来越广，跨省的疫病也时有出现。”胡镜清说。
到了新中国时期，我国卫生条件已有较大改善，但回顾建国后的几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医药依然是一把利剑，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胡镜清介绍，1954年、1955年，石家庄市乙型脑炎流行，采用中医治疗取得了显著效果。1955年卫生部两次派遣工作组前往石家庄市调查1954年中医治疗乙脑的情况，随后卫生部作出决定，“必须重视和推行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方法”。数据显示，1954年石家庄市中医治疗的流行性乙型脑炎31个病例，其中半数以上皆系极重型病例，无一死亡，达到了100%的治愈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中医药抗疫不仅仅为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为世界抗击烈性传染病贡献了中国智慧。
据介绍，“天花”在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后，最晚在明代我国就率先研制出“人痘接种术”用来预防天花，效果显著。百余年后英国的医生琴纳在实践人痘接种法的基础上，于1796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由于牛痘接种术在全世界的推广、传播，天花得以控制，直至1979年10月26日WHO在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天花，这是人类真正第一次控制了一个烈性传染病。
“我国人痘接种法发明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是牛痘发明之前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向世界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胡镜清说。
中国几千年防治疫病的成就和贡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胡镜清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华传统文明的传承出现断层，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对中医药重视不够，中医药发展受挫。
“中医早已形成防治疫病理论与方法体系。”胡镜清表示，有人类就有疾病，人类文明历史，同时也是与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史。我们回顾历史，中国疫病流行与防治的斗争，几乎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同步，已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医防治疫病理论与方法体系。
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始，到明吴又可撰写第一部瘟疫学专著《温疫论》，至清末，中医学已形成了一套理论较为完备、技术方法丰富的疫病防治体系。
据出土的《云梦秦简》记载，秦代已设置有“疠迁所”对麻风病人进行强制收容；《汉书》记载汉元始二年对疫灾的救治：“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这意味着，古代政府为控制流行病建立了临时公立医院，说明中国早在公元2年就对传染病采取了隔离措施。至于民间许多焚香避秽、清扫逐秽、饮水消毒的防疫习惯，则具有更为久远的历史，民间应用极为普遍。
“中国几千年防治疫病的成就和贡献，我们没理由不重视。”胡镜清强调，中医疫病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今天防治新冠肺炎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医学重视人体自身抗病能力、注重调整机体内在平衡的基本出发点，因人、因时、因地的变化策略，独特的辨证论治诊疗模式，丰富多样的药物和非药物的防治技术手段，值得我们重视和努力加以研究、应用。
胡镜清强调，未来一方面应加强对中医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作用的研究。他表示，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医药发展应该三步走“总结规律，阐明机理，融合创新”，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中医药应纳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防和临床救治体系
从古代防治疣、疵到霍乱、疟疾的治疗，再到发明人痘防治天花，从乙脑病毒到SARS，再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治疗，我国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已在历史上众多疫情救治中得到验证。
胡镜清表示，对于疫病的治疗，中西医各有优势，应该中西医配合，各展所长。西医主要是针对病原学控制。中医重点关注人体自身平衡状态的维持，调节免疫力，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对那些病原不明确，或对病原没有针对性治疗方法的难治性疾病，中医药仍有用武之地。
“在人类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艰辛历程中，任何将中西医分割开来的做法都是狭隘的、非理性的。”胡镜清指出，中西医防治疫病各有所长，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抗击疫病，不能偏废。西医学在对传染病病原的认识、分离和控制上，显然超过中医学。中医学立足人体自身功能的平衡恢复和整体调节，以及丰富多样的方法手段，又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唯病原论的不一样控制策略和方法。
胡镜清建议，在当今中国特色传染病应对体系和机制的建设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强化中医药在当今传染病应对中的作用，要从制度上彻底解决治理体系上中西医并重的问题。“中医学抗击传染病的宝藏挖掘得还远远不够，优势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仅仅一个青蒿素是不够的。”胡镜清说。
事实上，2003年的SARS治疗，与世界上其他感染SARS的国家相比，我国虽然感染人数最多，达到5327人，但是死亡率最低，为7%（广州仅有4%），远低于11%的世界平均死亡率（香港更高，为17%）。而究其原因，与中医药参与SARS防治而发挥的作用分不开，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予中医药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3年10月联合主办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抢救了大量非典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
因此，胡镜清建议，我国应立法明确，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他认为，只有真正纳入体制、体系中，当发生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医医学的参与才会更为顺畅，真正发挥好中医药在传染病前期预防、临床救治和后期康复中的作用，“而不是像目前还需靠中央、地方发文要求中医参与。”
本文作者：梁倩
本文来源：经济参考报
17年了，为什么现在都没有SARS特效药？
抗病毒药物研发有先天技术难度。中国在新药研发、有机合成方面有差距，在生物活性分子、生物医疗方面已迎头赶上。
药物研发存在企业利益因素。部分制药企业追求“短平快”，不愿投入原研药。
中国应让技术人才免于资金、论文发表压力，以15年至20年周期踏踏实实开发原研药。这样5年至10年即可见到一定成效。
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可谓源远流长。从长期困扰人类的艾滋病、丙型肝炎、流感，再到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一直希望开发出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抵御病毒对人体的“攻击”。王宇歌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学者、免疫学博士，目前专攻艾滋病转化医学研究。他近日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分析目前抗病毒药物研发面临的诸多挑战，并对中国抗病毒药物研发提出自己的建议。
1病毒和细菌本质不同
《参考消息》：抗病毒药物研发究竟难在哪里？为何我们常见的有效广谱抗生素比较多，而广谱抗病毒特效药相对较少？
王宇歌：广谱抗生素即抗菌药多，是因为抗生素研发历史已长达约80年之久，但抗病毒药物研发时间相对较短。更重要的是细菌和病毒虽同属于微生物，但有本质不同：一个是独立代谢系统，一个是寄生代谢系统。细菌是有独立细胞结构的微生物，不需要依赖其他宿主细胞，所以比较容易开发抗生素来针对细菌的整个细胞结构。而病毒是一种寄生于宿主细胞的微生物，没有自己的细胞结构和代谢系统，只有自己复制的核酸和少量蛋白质。病毒寄生于人体细胞之中，药物就很难在细胞中发挥作用，所以很难开发抗病毒药。
新型冠状病毒武汉株01。照片来源：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另一重要原因是，抗病毒药物开发有一个难点——只能靠抑制病毒复制来抗病毒。但很多病毒复制所用的细胞器就来自人体，比如核糖体。常见抗生素如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抑制的是细菌本身的核糖体。而病毒要依赖人体核糖体表达它的蛋白质，所以我们没法设计一种抗病毒药来针对人的核糖体。如果有这样的药，那么副作用会非常大。
广谱抗病毒药利巴韦林就是通过抑制病毒的遗传物质（核酸），从而抑制病毒复制。但病毒也有很多种，有DNA病毒、RNA病毒，RNA病毒又包括正链、负链、双链RNA病毒、逆转录病毒等，每种病毒复制情况不一样。如果只有一种药笼统抑制病毒核酸的话，它就不能精确抑制病毒复制。这也是没有广谱抗病毒药的原因。
2药物研发有利益驱动
《参考消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和曾经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都同样由冠状病毒引发。SARS疫情结束已经十几年了，为什么多年来都没有出现SARS特效药？
王宇歌：SARS没有特效药的主要原因是药厂利益驱动问题。因为SARS只在2002年和2003年有过集中暴发和大流行，之后该病毒再未出现过，大家就认为没有开发SARS药物的价值，相关药物研究、药理研究等都相对停滞。药研机构和药厂没有急迫性，造成没有SARS特效药。除此之外，2004年后SARS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发生过传播，也就没有SARS病人，无法进行相关药物的临床试验。
资料图片：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在实验室进行样本处理。（新华社发 周牧 摄）
《参考消息》：相比之下，流感和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研发成果比较多。
王宇歌：其实流感并没有很好的特效药。吉利德公司研制了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后来把专利权授予罗氏制药公司，这个药就是著名的达菲。但达菲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因为病毒感染有自限性。急性病毒感染周期是7到14天，如果发病后患者没有死亡，一般会自愈。所以很多情况下很难评价是药物作用，还是病人自动痊愈。
和急性感染相比，有很多病毒引起的是慢性感染，最典型的是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HCV（丙型肝炎病毒）。这些慢性感染病程很长，病人需要长期服药或接受长时间治疗，从药厂开发药物的价值来看更有意义。有持续存在的病人，也能保证药厂可以做临床试验。
3“老药新用”是一种思路
《参考消息》：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为何会被寄予厚望？面对应对突发疫情的急迫需要，药物的临床试验设计要注意哪些方面？
王宇歌：瑞德西韦是核苷类抑制剂，主要是抑制冠状病毒的RNA聚合酶，这种聚合酶是病毒才有的特殊酶，哺乳动物细胞一般很少有，所以这种酶的抑制剂对于病毒的特异性比较强。
瑞德西韦正在中国进行两个临床试验，一个是治疗轻中症的，一个是治疗重症的，都是直接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目前临床试验设计唯一有挑战性的地方，是这两个临床试验都没有进行剂量依赖/药物逐渐加量的临床试验，所以想通过这两个临床试验找到最佳药物剂量，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从临床试验设计本身来看，比较全面可靠。
《参考消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老药新用”也是一种思路吗？
王宇歌：现在都鼓励“老药新用”，因为不需要做从头开始的复杂临床试验，尤其是一期二期，可直接进行三期扩大的临床试验，确认一些已有药物对病毒的效果，针对目前的病人来做。所以主流倾向是希望有更多老药能治疗这种病。
4中国研发新药有差距
《参考消息》：目前中国在新药研发和生产上市方面还和美国有一定差距？您觉得主要差在哪里？
王宇歌：现在制药业大概分成两大方向：一个是传统化学药物合成，一个是开发新的生物活性分子，包括生物治疗。前者中国和美欧，如瑞士、德国仍有差距，主要因为基础问题。中国有机合成、药物设计的基础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在缩小。因为中国现在培养了大量专业人员，还有海外归国人员来填补空白。而在生物活性分子、生物治疗方面，中国正迎头赶上。现在上市的新生物单抗药物，中国在全世界占了很大一席之地。
但中国制药业主要问题是一些药厂求“短平快”，不愿意做原研药，即走从寻找药物靶点—设计分子—细胞实验—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的全过程，因为全程可能需15年。大量药厂没有长期投资、等回报的耐心，投资人也没有耐心。所以很多药厂主要还是根据国外一些药的生产方法和结构，复制类似药物。
1月29日，工作人员演示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实验过程。（新华社发）
《参考消息》：针对这种情况，您对未来新药研发和制药产业能否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王宇歌：我们有大量技术人才，技术水平肯定够了。我觉得未来更需要一个国家支持的机制、有长周期的经费支持让很多人免除经费、发文章的压力，在15到20年时间踏踏实实做原研药，而不是只做生物类似物或仿制化合物。以现在的进步和积累，我觉得可能5到10年以后，中国会有很多自己的原研药。
另一方面，要多加强国际合作。国外药厂来中国研发可以培养中国的相关技术人员，让中国人参与到国际制药的研发中。如果很多研发产品线平台在中国构建，也可以帮助中国相关上游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