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教授表示，对新冠病毒变异，中医药以不变应万变。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新冠疫情的治疗上，中医药的使用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这让很多患者从重症转为轻症，死亡率显著降低。

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在中国掀起了“中医热”，还带来了很多“洋中医”，就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就已经有了近3万名学生毕业归国，把中医药文化带向世界各地。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医药历史悠久，从古至今名医不在少数，典籍更是流传至今，这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是自西医传入我国以来，中医药却面临着存废之争的巨大挑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医疗卫生条件薄弱，部分地区疫病多发且医药短缺。虽然当时我国的医疗队伍以西医为主体，但是力量却很薄弱，有证可查者仅3.7万人，并且主要分布在几个大城市内。全国当时有几十万名中医，但大多数都分布在偏僻的乡村，无法发挥较大的作用，近八成的患者得不到正规治疗。

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结合我国的国情，积极推动广大中医群体投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在1949年的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中提出，要搞好中医工作，且大力倡导中西医团结互鉴。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指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中国工农红军开展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是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起点。1927年秋收起义发动后，我军一路上战斗不断，部队中的伤员每日都在增加，毛主席亲自决定在罗霄山脉的茅坪设立根据地，并提出把卫生队安置于此，这样部队就可轻装上阵，开始打游击战。

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共军队伍一面要打仗，一面还要筹饷，伤病员更是苦上加苦，药材极其短缺，我军的西药供给根本无法得到保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红军的医疗工作者将目光转向了中医药资源，并且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来治疗患者。

毛主席指出，巩固根据地的三件方法之一，就是要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10月，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第一所医院时，很多医生都是中医，在邓允庭的带领下，当地的群众和战士们再一次召开了“诸葛亮会”，大家各抒己见，最后一致同意“土法”上马，中西医结合。并在大井、中井、小井设立了4个医务管理组。

1928年5月，红军在茶山源设立了药材库，大井的医院也有中药房。红军的医务人员们经常请教江西的草药医生，并在群众们的陪同下一起上山挖草药，用草药，大家不害怕毒蛇和荆棘，走遍所有山头和草地，光是挖到的中草药就有70多种，其中有首乌、冬藤、鱼腥草、接骨草、土黄柏等。井冈山的老百姓们心疼这些战士，有的还把草药熬成汤，让伤病员吃。

1929年，李聚奎将军在转战之时突然患上了重病，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但是因为部队要经常转移，所以就把他留在了莲花九都的老乡家里养病，老百姓见他久病难起，就请了一个在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几服药下去后，他的病就逐渐好了起来。

艰苦的环境下，红军战士们常得一种干疥疮的病，老乡们就建议让患了病的战士每天吃五千硫磺，一开始战士们只用开水服用，结果苦的厉害，后来老乡们劝说要就着米汤往下送服，果然变得不难吃了。中医药一直在红军的日常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障了红军的战斗力。

小井医院也能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互相配合，临床效果也得到了提升。我军当时的中医发展迅速的重要之一是西医力量的薄弱和药品的匮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中医事业破坚土而出，医务工作者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用中医的思路解决实际问题。这是近代以来中医药“求生存”的关键一步，也是党领导中医药事业的最初实践。

现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日新月异，中西医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寻找医治疾病的办法，相信只要两者一直紧密合作，必将疫病——这个祸害了人类上千年的公敌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