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学组主要是通过病人的获益程度，充分考虑药品不良反应、国际价格、竞争性等因素，提出一个药物经济学测算的底价；基金测算组相当于进行一个压力实验，测算这些药品纳入目录后对基金压力有多大。两边测算完了以后，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确定谈判价格。

新京报：药企研发一款创新药，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较大。如何保证既能降价，又让创新药企有钱可赚，不打击他们生产研发的积极性？

熊先军：我们价格是谈下来的，我也不能强迫他降价，企业也没办法强迫我们提价，所以我们两方面需要谈判。企业在谈的过程中，一定会考虑到研发成本和今后的成本。有句老话叫“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所以谈成功的药品，都是企业在保证合理利润的情况下出现的价格。我们不是追求价格最低，我们只是追求价格合理，那么合理的尺度是怎么把握的？就是靠谈出来。

另外，企业还有其他赚钱的渠道，还有资本市场。他的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后，从资本市场上也能得到资金，支持下一步的新药研发。

新京报：国家医保局成立三年，您在组织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时，什么时候压力最大？

熊先军：我觉得压力最大的可能是廉政风险，我这个弦一直没有放松下来。廉政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怎么管控好？我们按照国家医保局的10条禁令，做了相应的规定，比如严禁跟企业私下接触，家属不能在企业工作，严禁收礼、收卡等。我还当婆婆嘴，几乎每一次会上都要说：拜托大家下班以后赶紧回家，不能跟企业吃饭，不能跟企业透露任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