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2017年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ICH）后，NMPA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以促进中国的药监体系与国际标准一致。2013-2016年间平均出台的指导原则数量只有9个，至2020年NMPA出台的指导原则数量达到70个。
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药物需求并跟上中国制药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推行实施了3个加速审批路径，包括优先审评 （2017年） 、突破性疗法认定 （2020年） 、附条件批准 （2020年） 。
优先审评
中国在2017年开始实施优先审评，药物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才有资格获得优先审评：
1.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新药
2.用于预防和治疗特定疾病的药品 （如艾滋病、肺结核、乙肝/丙肝、罕见病、恶性肿瘤以及儿童用药品和老年人特有和多发的疾病）
3.临床急需药品、符合附条件批准或纳入突破性疗法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药品，包括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
优先审评旨在解决中国相比其他国家的药品批准延迟 （时滞） 以及药品注册申请积压问题。过去4年中，具有明显临床获益的药物占所有纳入优先审评通道药物的23%-61%。在2016-2020年期间，优先审评通道药品的中位审评时间为77天，肿瘤药物进入优先审评通道后的审批速度快于其他药物：中位审批周期分别为406天和1101.5天。
以优先审评通道获批的肿瘤药物数量也快速增长，2016年和2017年分别只有1个和9个肿瘤药物以优先审评方式获批，而2019年和2020年分别有28个和37个肿瘤药物以优先审评方式获批。同时从NDA申请到批准的中位时间也有所缩短。
突破性疗法认定
突破性疗法认定于2020年开始实施，同时应满足以下条件：必须是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对于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该药物可以提供有效防治手段或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更明显的临床优势。
突破性疗法认定旨在加速满足临床急需医疗需求的创新药物的研发和商业化。2021年5月14日前，我国共有48个药物获得突破性疗法认定，其中33个药物 （68.8%） 用于治疗癌症总体而言，超过一半的突破性疗法申请人是国内制药公司。对于在境外开展临床试验的突破性疗法，在临床试验中纳入中国患者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药品审评中心 （CDE） 拒绝授予突破性疗法认定的最常见的原因是药物已经在另一个国家获批、数据不全面、入组患者人数不足、疗效不明确和历史对照数据不充分。
附条件批准
附条件批准同样于2020年开始正式施行，并适用于以下条件：防治严重危及生命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公共卫生方面急需的药品或未在境内上市的重大突发卫生事件急需的疫苗、已有数据显示疗效并能预测其临床价值。
附条件批准主要用于药物和疫苗的申请，该通道允许药物或疫苗在具有显著临床疗效时凭借替代终点或单臂试验结果获批。几款国产PD-1抑制剂，如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和替雷利珠单抗都是凭借76.9%——78.7%的单臂II期临床结果获批用于治疗复发和/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cHL）。根据全球多中心试验的结果，尼拉帕利被批准用于铂类药物敏感的难治性卵巢癌患者的维持治疗。不过由于试验未入组中国患者，因此2019年在42例中国患者中开展了一项药物药代动力学试验，并且需要一项确证性试验 （ZL-2306-002） 来支持尼拉帕利在中国人群中的疗效。
中国在创新药开发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许可引进和对外授权的交易策略越来越普遍。考虑到中国拥有的巨大市场，跨国制药公司现在也更愿意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成熟市场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同时启动新药申请。
中国加速批准的代表性肿瘤药案例
泽布替尼是新一代BTK抑制剂，于2019年通过加速批准路径在美国获批上市，并凭借相同临床试验 （BGB-3111-206） 于2020年在中国获得附条件批准上市。泽布替尼同时获得了FDA授予的突破性疗法和优先审评资格以及NMPA授予的优先审评资格，并于2018年8月在中国提交了NDA，2020年6月获得批准；2019年6月在美国提交了NDA，于2019年11月获得批准。
一项入组86例患者的单臂II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复发性和/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患者中，泽布替尼的ORR率 （83.7%） 优于既往获批的BTK抑制剂。值得一提的是，该临床试验主要在中国进行，纳入的都是中国患者，这些临床数据由FDA评估，并在中国试验的基础上被FDA获批在美国使用。
作者指出，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美国、日本和欧盟，在药物研发和监管框架方面一直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都一直致力于缩小这一差距。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药物需求，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引入并推行了多个加速审批路径，包括：2016年的优先审评、2020年的突破性疗法认定和2020年的附条件批准。尽管中国尚未实行孤儿药认定，但随着人们对罕见病的关注越来越多，孤儿药或许也会被纳入审批路径。
总体而言，近10年来中国密切关注成熟监管机构的管理模式，并对自身的监管框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为中国药品监管体系和全球制药行业带来了绝佳的机会和挑战。
